[39]这一分类对于提醒学界重视法院的合宪性审查问题颇具意义。
由此使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从分税制改革前一年1993年的22%猛增至1994年的55.7%，此后维持在52%左右的水平。这一宪法规定实质上确立了我国财政议会中心主义原则，即保证人大对重大财政事项的最终决策权，这成为财政民主主义的首要内容。
在节流上，地方政府在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前提下，应当适当减少或降低公共服务数量、规模。因此，议会对地方债的预算进行审议并作出决定，承担的是一种政治责任，即宪法责任。[11]财政民主就是经人民同意、按法定程序，公开透明地理财和治财的过程。因为《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赋予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法人资格。然而时至今日，我国的财政法学者仍在不断地探讨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以及支出责任的关系问题。
《预案》规定：省级政府对本地区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负总责，省以下地方各级政府按照属地原则各负其责。也就是说，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也应当受到合理的限制，应寻求两者的合理平衡，遵循比例原则。即当地方政府面临破产时，地方政府可提高税率或收费比率，增加财政储备，以提高偿债能力。
然而，地方财政民主也会产生外部效应，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地财政之间存在一种竞争关系，基于地方保护，为了局部利益，地方议会完全可能不顾当地财政的实际状况而盲目发债。地方债券由中央政府代发，借款数量、利率、时间和种类都 受到管制，这对规范借贷行为、提高政府信用起到了重要作用。摘要: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处理应当遵循宪法逻辑，即政府与公民是一种信托关系，只要公民权利的需求仍在，政府就没有破产的理由。然而，中央财权增加，却没有相应增加事权。
地方政府作为政治实体，以一定的财政资金为运行的基本物质保障，因而也有必要进行有效经营，提高政府的资产效能，降低财政运行的成本和风险。现时对公债之发行，课未来政府以还返本息之义务，此侵犯到未来政府之收入权及未来国家之立法裁量权，而破坏宪法之限制，故属违宪之侵犯职权行为。
一些国家用偿债率指标来评判地方政府是否达到了破产的标准，对偿债率设置上限，超过该限度就被认为濒临破产。通过预算的事先监督、审计的事后监督以及国家监察机关的特别监督来追究地方政府的财政责任。[5]尽管地方政府破产可能会危及地方的政治秩序及社会稳定，导致政府公信力的贬损以及公共服务能力的降低，但地方政府破产是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有效机制：明确可预见的破产机制可以使地方政府时刻具有危机意识，重视财政可持续原则，对举债规模有所顾忌，倒逼政府成为廉价政府，从而达到防范债务风险的效果。它为各州及其政府分支确定了非常刚性、细化的支出上限。
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我国地方政府破产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11]蔡茂寅：《略论财政法之基本原则》，载《第二届中国财税法前沿问题高端论坛：财政立宪与预算法变革论文集》(上)，第1页。[17]政府官员的任期制加剧了上下届政府之间的代际不公平。其三，举债途径之禁止。
因为美国的地方政府债券市场已经完全实现了市场化的运作，因而，一旦某个地方政府申请破产，投资者们就会对该州的整体债务偿还能力产生怀疑。另外，其还提议第109条国家财政准则应该增加相应限制公债的内容。
宜良县财政局出具将相关偿付财产信托标的债权列入财政预算和中期财政预算的函。在我国，宪法虽然没有对全国人大与地方人大之间的关系做出明确规定，但是地方人大也拥有其确定范围的法定职权。
我国2016年修改的《企业破产法》扩大了该法的适用范围，但并未当然也不可能将地方政府破产作为其调整范围。[30]经过破产的一系统重整措施，使地方政府尽快恢复财政公信及偿债能力。而且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对应于一般纳税人，而地方债对应于特殊的债权。但中央政府应避免干预地方自主的活动，在按照一定基准，满足各地方政府之基本财政收入需要，以维护全国统一的、最低的基本服务后，上级政府应尽可能维持中立，让地方政府自我治理、自主决定，并自行承担相应责任，使自主与责任相连接，这被称为财政调整的事务中立原则。因此债权人最为有效的救济方式就是向法院申请对地方政府未来税收的执行令，但即便如此，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仍必须首先满足其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需要，即地方政府的必要运营费用在破产程序中必须优先于一切普通债权得到满足，如有剩余才能分配给债权人。禁止联邦政府以直接或间接方式接手各州债务，禁止一州向其所控制的金融机构借款，禁止以预期收入为担保进行借款。
[36]张婉苏：《中央政府不救助地方政府债务的纠结、困惑与解决之道》，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这表明，上述责任并未作为宪法责任而是作为违反财经纪律处理的，财政的宪法责任被遗忘是集体无意识的结果。
[9]哈贝马斯程序主义民主观则把所有相关人参与了合理商谈之后的同意作为法律的正当性基础，这一民主观以交往为前提，以话语为核心内涵，可称为民主的话语模式。[6]因此，地方政府破产的结果是地方政府自我保护机制的启动——通过财政重整约束其各种非必要支出，通过预算和重整计划严格限制政府的不合理开支，恢复其偿债能力，形成对地方政府财政复兴的反向激励。
上述宪法责任的消解意味着权力与责任的分离，罚不当责的结果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得不到根本的治理。国债可能导致国家破产，地方债则可能导致地方政府破产。
[4]参见曹思源：《地方政府濒临破产怎么办？》，载《南方周末》2018年11月5日。我国现行《宪法》第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在上述财政部的通报中，同时对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的时任地方人大常委会领导给予党内警告、行政记过等党规政纪处分。[31]具体包括：其一，支出控制。
民主理财意味着财政议会主权对财政行政主导的否定，虽然政府作为人民财产代理人的身份没有改变，但政府财政权力形成于、受制于代议机构。截至2017年2月底，该笔融资到位4.24亿元。
同一预算周期内的税收不足以偿还到期债务时，即当地方政府出现了债务违约时，就不得不破产进行财政重整。正如，不能因为司法机关过分受制于行政机关而否定将行政案件纳入司法程序一样，否则，整个行政诉讼制度变得毫无意义。
破产后的四年间，夕张市公务员数量也从309人减少到127人，退休金在这四年里也阶段性地减少了四分之一，公务员的工资与2007年4月相比平均减少30%。因此，地方政府破产只是财政破产但行政不破产。
但实际上，因为州具有一定主权，所以州债券仍然属于国债的性质，而美国的地方债为市政债券。只有地方财政自主才能真正确立地方政府的财政主体责任，而央地关系的法治化是明确地方财政主体责任的基础。债权人实现其债权通常也是通过司法途径执行债务人的财产，最为有效的救济方式就是向法院申请对地方政府未来税收的执行令。最后的债务责任到底由哪一级政府承担？哪一级政府应当被宣告破产？我国的省级地方政府能破产吗？参见赵晓、陈金保：《中央不兜底地方债风险的前提》，载《金融博览》2014年第11期。
20世纪初，澳大利亚联邦缺乏系统的管理地方政府债券的制度，各州政府都有自主发债权，作为独立主体在市场上分别进行融资。《财政部关于对地方债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也规定，列入风险预警范围的地方各级政府……通过控制项目规模、减少支出、处置资产、引入社会资本等方式，多渠道筹集资金消化存量债务。
保证财政权力真正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预案》的上述规定表明，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完全限于行政体制内部，并未提及司法权的介入。
但政府破产与企业破产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地方政府在一定条件下可直接举债，但报请总务省审批的地方政府可获两项优惠，总务省在计算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时考虑偿债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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